第三章

  韩玄子看着二贝和白银从门道里走出去,就长长出了一口气,说:

  “唉,这镇子里多少家庭不和,都是我去调解的,到了咱自己,我倒束手无策了!”

  老伴说:

  “罢了,罢了,现在分房另住了,你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吧!咱还能活几天?眼一闭,这一切还不都是人家的.”

  韩玄子说:

  “分是分了,外人倒有说我太过分了。我也是不愿意分的,我是让他们分出去后试试艰难,若回心转意,顺听顺说,、咱就再合起来。可你瞧瞧,人家倒越发信马由缰了!”

  韩玄子愁云上了脸,闷坐了一会儿,就翻出那本《商州方志》来。书已经发黄,破烂不堪,他是用布夹儿重换了封面,平日压在炕席底下,常常要拿出来看的。今天又看了一段商字山四皓的传说,寻思:在那秦乱之期,这四个老汉在此又是怎么个愁法呢!呆呆作了一阵痴,就站在院子里看花台上的花。冬天的花全冻死了,唯有水流纹的石子踏道两边,是两株夹竹桃,还长得翠绿绿的。就又往鸡棚前蹲了一会,便又坐回屋里去生炭火。

  老伴知道这是老汉最百无聊赖的时候,就不再插言插语。自已从柜子里往外舀稻子,舀一升,倒在笸箩里,舀一升,倒在笸箩里;她是过日子细法惯了的人,一升就是一升,不及亦不过,末了问道:

  “舀了四斗,你看够嘛?”

  “你看着办吧。”

  “我看着办?”老伴说,“我知道你准备待几席客?”

  韩玄子说:

  “我也说不清,还没计算呢;多舀一斗吧。”

  老伴就又舀出十升来,却见老汉披了那件羊皮大袄顺门出去了。

  “你又要到哪儿去?”

  韩玄子并没有回答,脚步声从院门口响到照壁后,听不见了。老伴叹了一口气,停下手中的升子,过来将刚刚生起的炭火拨开来,唾几口唾沫,让它灭了,嘟囔道:

  “没了魂似的,又往哪里去了呢?”

  韩玄子是去找巩德胜的。这驼背从白沟进了镇街寡妇的门,夜夜有暖脚的,得了许多人生好处,也吃了好多光棍不吃的苦头:那寡妇是泼人,一张嘴骂街,舌头如刀子一般,凡事大小,只能我亏人,不能人亏我,好强要盛,偏偏争不了一口气——不会生儿。三个女子三个客娃,四十岁上抱养了一个男的,长到五岁.还不会说话,只以为说话迟点,到了十六七岁,还不开口说话,才相信果然是个哑巴。如今两个女儿都出嫁了,哑巴儿子又百事不中,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就来给韩玄子说好听的,央求能帮他办个营业执照,他要办杂货店。韩玄子去公社说了一回,从此驼背就成了杂货店主,仅仅两年功夫,手头也慢慢滋润起来,人模狗样的再不是当年的“油棰子”相了。韩玄子半年以来,酒量增大,少不得心中有事,就在那里喝开了。

  今早的雾不比往常,太阳已经冒花了,还没有散尽。韩玄子站在塬头上,镇子街口依然还是看不分明。这镇子真是好风水,河水从秦岭的深外七拐八弯地下来,到了西梢岭,突然就闪出一大片地面来,真可谓“柳暗花明”!河水沿南山根弓弓地往下流,流过五里,马鞍岭迎头一拦,又向北流,流出一里地,绕马鞍岭山嘴再折东南而去,这里便是一个偌大的盆地了,西边高,东边低,中间的盆底就是整个镇街。韩玄子对镇街的二千三百口人家,了如指掌;知道谁家的狗咬人,谁家的狗见人不咬:

  他披着羊皮大袄从竹丛边小路往下走,下了漫坡,到了大片河滩地,再往西走,就是镇街了。他家的二亩六分地全在河滩.初冬播下麦后,他和二贝来灌过一次水,好长时问没来了。现在顺脚拐到自家地边,见麦子长得还高,只是黄瘦瘦的。有几家人开始担着锅灰、炕土,在地里施浮肥,老远看见他了,就都笑笑的,说:

  “韩先生,起得早啊!”

  他吭了一声,看着那些人雾烟瘴气地撒灰,说:

  “施得那么厚,不怕麦子将来倒伏吗?”

  这是一个光头汉子,冬冬夏夏,胸口的衣扣不系,其实并没有衣扣,那么一抿,用一根牛皮裤带紧了。老年人腰里紧一条粗布腰带,青年人绝对觉得难看;他却离不开腰带,腰带又必是牛皮裤带,是个老小之问的过渡人,说:

  “我不能和你佬比呀,你佬能买下化肥。别看你家的麦子黄黄的,开春撒了化肥,就手提一般的疯长!我家没有牛,踏不出粪,种时甜甜种的,再不上些炕土,真要长出蝇子头大的穗穗了!”

  光头的话,多少使韩玄子心中有了些安慰。土地承包后,村子里的牛全卖给了私人。但现在的人,脑袋都是空的,做农民,也做生意,是卖主,也是买主,有买有卖,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,这牛几经倒手,就全卖给了山外平原上的人,抓了现钱了。这样,地里没有可施的肥,化肥就成了稀罕物。韩玄子为此也发过牢骚,认定这几年,粮食丰产,那是人出了最大的力,地也出最大的力,若长期以往,地土都板结起来,还会再丰收吗?

  退一步又想:罢了,罢了,咱不是政府,又不能制定政策,天下如此,我也如此了!可幸的是,每年公社拨化肥指标,别人买不到,他能买到,至今炕角还堆有两袋化肥,当他提着化肥在田里撒的时候,让那些人眼红去吧!

  “唉,”他却偏要叹息,“能收多少麦呀,化肥钱一年就得几十元呢!”

  光头撇撇厚嘴,低声说:

  “你愁什么呀,又有钱,又能买到化肥!”说着,丢下担笼,过来搓着手,从棉袄怀里掏出一包烟来,递给韩玄子一支,“等过了年,你佬能不能替我买几袋呢?”

  韩玄子望着那一颗青光脑袋,心里说:要我办事,就拿出这一支烟来;买几袋化肥,就值这一支烟吗?

  “那费了我什么了,我不是也常托你帮忙吗?我说狗剩,你就这几亩地,炕土上得这么厚厚一层,还用得着化肥呀j”

  光头狗剩却说:

  “你还不知道呢,我现在是六亩地哩。王才家忙着搞他的加工厂,他家的三亩多地转让我种了。”

  王才,又是王才,韩玄子一听到这个名字,心里就窜上一股气来。他问道:

  “你说什么?他转让地了?这事经谁允许的?他这么大本事,敢随便出租土地,他这是剥削你,雇你的长工!”

  狗剩见韩玄子变脸失色起来,当下心里“怦怦”作响,忙四周斜眼看看,没有外人,便将火柴擦着,为老汉点着烟,说:

  “你佬快不要声张,这是我两家协商的。王才家先是要卖商芝,不成了,还买了压面机要压面,现在只是一心张罗他的食品加工,买了好多机器,院里搭了作坊,能做点心、酥饼,还有豆角沙糖,吃起来倒比县食品加工厂的油重,又酥得直掉渣渣。小商小贩都来买他的货哩。他现在一家大小八口,还有两个女婿,正招收人人股,开春想大干哩!这地当然腾不出手脚来种,咱是粗脚笨手的人,做生意没有脚蟹,只会刨扒这土疙瘩。我们商定三亩多地一年两季给他家二担粮,这也是周瑜打黄盖,他愿意打,我愿意挨。”

  韩玄子叫道:

  “胡来,胡来!谁给他的政策?他要转你,你就敢接?”

  狗剩说:

  “当初我也不敢,王才说,河南早就这么干了,恐怕很快上边也要有条文下来。我也想,现在的政策也是边行边改,真说不定会这样。再说,现在是能人干事的社会,谁能干,国家都支持,咱只会种庄稼,仅仅那三亩地,咱就能发了?韩先生,韩伯,这事你千万不要对公社的人讲啊!”

  韩玄子支吾了一句,从麦地边走过去了。

  地的中间,本来是有一条宽宽的路,可以过马车,一头通到镇街上,一头通到马鞍岭下,可以直下河南、湖北。早年路畔有一庙,是汉代建造,庙里的四个泥胎就是四皓,“文化革命”中倒坍了。随之不久.公路在塬上修通,这条路就荒芜起来。韩玄子每每走到这里,就要对着四皓庙倒坍后的一堆石条大发感慨。好久未到这里来了,今见种地人都在扩大自己土地的面积,将路蚕食得弯弯扭扭。韩玄子一面走,一面骂着“造孽!”

  “唉唉,人心都瞎了,瞎了,没人修路了!”

  对于土地承包耕种的政策,韩玄子是直道英明的;他不是那种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。那些年里,他在外教书,老伴常年有病,四个孩子正是能吃而不能干,家里总是闹粮荒,每月的工资几乎全贴在嘴上了。而今分地到家,虽然耕种不好,但够吃够喝,还有剩余,挣得的钱就有一个落一个,全可用在家庭文明建设上了。他是信服一句老话的:天下最劳力者,是农民;农民对于国家,是水,国家对于农民,是船;水可以浮船,水亦可以覆船。如果那种大锅饭再继续下去,国穷民贫,天下将会大乱,恐怕是不可避免的。

  但是,新政策的颁发,却使他愈来愈看不惯许多人、许多事。当土地承包的时候,生产队曾经开了五个通宵会,会会都炸锅。因为无论怎样,土地的质量难以平等,谁分到好地,谁分到坏地,各人只看见自己碗里的肉少。结果,平均主义一时兴起,抓纸蛋儿十分盛行,于是平平整整的大块面积,硬是划为一条一溜,界石就像西瓜一样出现了一地。地畔的柳树、白杨、苦楝木,也都标了价,一律将钱数用红漆写在树上,凭纸蛋儿抓定.原则上这些树不长成材,不能砍伐,可偏偏有人就砍了,伐了.大的作梁作柱,小的搭棚苫圈。水渠无人管理,石堰被人扒去作了房基。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,韩玄子看不上眼,心里便估摸不清农村的前途将会如何发展?他毕竟是有文墨的人,每一天的报纸都仔细研究。政府的政策似乎并没有改变,他便想:承包土地一定是国家的权宜之计。可这想法时不时又被自己否定了。最又是那些轻狂的人,碗里饭稠了,腰里有了几个钱.就得意忘形,他不止一次警告着那些人:“大凡人事、国事、天下事.都是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啊!”后边的话,他不说出口,其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,只是自己想想;自己给自己想的.何必说出来呢。

  如今,王才竟又转让起了土地,使他本来就被家事、村事搅得乱乱的心绪越发混乱了。

  王才,那算是个什么角色呢?韩玄子一向是不把他放在眼里:但是,王才的影响越来越大,几乎成了这个镇上的头号新闻人物!人人都在提说他,又几乎时时在威胁着、抗争着他韩家的影响.他就心里愤愤不平。

  他还在县中教书的时候,王才是他的学生,又瘦又小,家里守一个瞎眼老娘,日子牺惶得是什么模样?冬天里,穿不上袜子——麻秆子细腿,垢甲多厚,又尿床,一条被子总是晒在学校的后墙头上。什么时候能体面地走到人前来呢?

  初中二年级,王才的姐姐要出嫁,家里要的财物很重,甚至向男方要求为瞎眼娘买一口寿棺。这事传到学校,好不让人耻笑,结果王才就抬不起头,秋天里偷偷卷了被子回家,再也不来上学了。

  当了农民,王才个子还是不长。犁地,他不会,撒种,他不会,工分就一直是六分。直到瞎眼娘下世、新媳妇过门,他依旧是什么都没有。

  就这么个不如人的人,土地承包以后,竟然暴发了!

  “哼,什么人也要富起来了!”韩玄子一边往镇街上走,一边心里不服气。远远看见河边的水磨坊里,一人半高的大水轮在那里转着,他知道王才一家还在那里磨麦子,就恨恨地唾了一口:我不如你吗?就算你有钱,有粮,可你活的什么人呢;我姓韩的,一家八口,两个在省城挣钱,两个在本地挣钱,我虽不在公社大院,这镇子上谁不晓得我呢,我倒怯火了你?!

  走进镇街,一街两行的人家都在忙碌。街道是很低的,两边人家的房基却高,砖砌的台阶儿,一律墨染的开面板门。街面上的人得天独厚,全是兼农兼商,两栖手脚。房间十分拥挤,满是门和窗子,他们虽不及上海人的善于拥挤,但一切都习惯于向高空发展:家家有大立柜;木房改作二层砖楼,下开饭店、旅店、豆腐坊、粉条坊,上住小居老,一道铁丝在窗沿拴了,被子毯子也晾,裤衩尿布也挂。正是腊月天里,“腊八”已过,家家开张营业,或是筹备年货。有的将一切家什搬上街道,登高趴低地扫尘刷墙;有的在烟腾雾罩地做豆腐,酿米酒;更多的是一群一伙地在逛街。那些专业户、个体户的子弟已经戴上了手表,穿上了筒裤,三个人、四个人,一排儿横着在街上走,一见韩玄子,哗地就散开,钻进什么人家的店里去了。几家正在修理房子,木工一群,泥瓦工一群,乱糟糟的不可开交。他们见了韩玄子,却全停下手中的活,笑着打招呼。韩玄子走过去,

  站在修理房子的一家门前,对着山墙头脚手架上的一个人说:

  “哈,真要过年了,收拾房子呀!”

  “啊,是韩先生呀!给先生散烟呀!”脚手架上的人喜欢地叫着,就跳下来,“房子也旧了,不收拾不行了,我想再盖出一问,办代销店呀!”

  “让巩德胜的生意惹红眼了?”韩玄子笑着说。

  “能寻几个钱是几个钱吧,地里活一完,就没事干了嘛。韩先生,我啥时要去找你呢,眼看房子修好了,营业证还没办哩。”

  韩玄子知道他要说什么事了,便叫道:

  “都在办店了,天神,有多少人来买呢?真不得了,公社王书记给我说,现在要办营业证的人家多得排队哩……”

  “是难办。”那人说,“咱不认识人,怕还办不成哩,这全要靠你老了。”

  “好说。我可以给王书记说说,看行不行。”

  韩玄子想立即走掉,那人却还死死拉住他,说:

  “只要你一句话,还能不行吗?先生是什么人,谁不知道呢!哎,听说咱女子出嫁了,你怎么不声不吭的,把我也当了外人了?”

  韩玄子说:

  “现在讲究旅行结婚嘛,娃的事腊月初八就办了。” 、

  那人说:

  “旅行是旅行,可咱这里有这里的风俗嘛,总要给娃送个‘路’吧!日子定在几时?”

  “算了,不惊动镇上人了。”

  那人说:

  “那怎么行?你不说,我会打听出来的。”

  韩玄子只是笑着不言语,要走,又走不脱,就听见有人锐声叫道:

  “他韩伯,怎么不来屋里坐呀!”

  众人扭过头去,见是巩德胜的老婆。这是个枣核女人,头小脚小,腰却粗得如桶。想必是清早掏了一篮红箩卜去河里洗了,才回到街上。一只手提着篮子,一只手仲在衣襟下取暖,看见了韩玄子,就大声吆喝。这吆喝声小半是叫韩玄子听,多半是让一街两行的人家听的。

  “这枣核精!”那人低声骂一句,对韩玄子说,“进屋歇会吧,屋里有炭火哩。”

  韩玄子说:

  “不啦,我去买些酒去。”

  说罢就走,还听见那人在后边说:

  “先生,那事就托付你佬了!”

  巩德胜的杂货店台阶最高。三间房里,一问盘了柜台,里边安了三个大货架,摆着各式各样百货杂物,两问打通,依立柱垒了界墙,里面是住处,外边安放方桌。桌是两张漆染的旧桌,凳是八条宽板儿条凳,是供吃酒人坐的。巩德胜背是驼的,衣服只能做得前边短,后边长。鼻子很大,又总是红的。一辈子的风火眼,去年手中有了积蓄,才去县医院就诊,良药没有,便配了一副眼镜戴上。

  一见韩玄子上了台阶,巩德胜就从柜台里走出来,说:

  “四天了,不见你来,我估摸你那酒也该喝完了,不是晌午就是晚上该来了,没想大清早的……”

  招呼坐了,取了纸烟递过,就对老婆说:

  “切一盘猪耳朵,我和他韩伯喝几盅!”

  枣核女人就刀随案响,三下两下切了一盘酱好的猪耳朵,又拿了酒壶到瓮子上,用酒勺子一下一下慢慢地倒。

  韩玄子说:

  “甭喝了吧,要喝我来买,你们做生意的,哪能招得住这样。’’

  枣核女人把勺子慢慢端上来,却并不端平,手那么一动,让酒洒出了几滴,说:

  “计较别人,还计较你呀!”

  韩玄子笑了笑,心里说:人真不敢做了生意,把钱看得金贵了!瞧,让我来喝,还一勺子一勺子计算,又端不平,使奸哩,哼,那瓮里的酒能不掺了水吗?酒端上来,拿缸子里的热水烫了.韩玄子喝了一口,就尝出里边果然是掺了大量的水。问道:

  “这几天生意还好?”

  “凑合。”巩德胜说,“小打小闹,总算手头不紧张了,这还不是全托了你的福吗?”

  酒喝过了两壶,两人都晕晕乎乎起来,巩德胜问起韩玄子家里的事来,韩玄子一肚子的闷气就随酒扩散到全身毛细血管,脸色顿时紫红,一宗一宗数说起白银的不是——从她的发型,到她的一件西式春秋衫以及脚上的拖鞋——越说越气。巩德胜每一句话都是投韩玄子之所好,韩玄子便认作知已,脱了羊皮大袄.说:

  “兄弟.这话哥窝在肚里,对别人说不起啊,咱是什么人家,怎么就出了这种东西!世道变得快呀,变得不中眼啊!现在你看看.谁能管了谁?老子管不了儿女,队长管不了社员;地一到户.经济独立,各自为政,公社那么一个大院里,书记干部六七人,也只是能抓个计划生育呀!”

  巩德胜说:

  “现在自由是自由,可该受尊敬的,还是受尊敬,公社大院里的干部.说到底还是咱的领导。你老哥英武一辈子,现在哪家有红白喜事,还不是请了你坐上席?正人毕竟是正人;什么社会,什么世道,是龙的还是在天上,是虫的还得在地上!”

  这话又投在韩玄子的心上,他就说道:

  “这倒是名言正理!就说王才那小个子吧,别瞧他现在武武张张,他把他前几年的辛酸忘记了,那活得像个人?”

  巩德胜压低了声音说:

  “老哥,你知道吗?听说小个子手里有这么些票子哩!”

  他伸出手来,一正一反晃了晃,继续说道:

  “他怎么就能弄到这么多,他不日鬼能成?不偷税漏税能成?政府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可能让他富得毛眼里都流油吗?”

  韩玄子耳脸已经发烫,可还去摸酒壶,酒却洒在桌子上,巩德胜忙俯下身子,凑了嘴在桌上吮干了。韩玄子正要接他的话,见此状便噗地笑了:

  “你这人真会过日子,这酒里掺了水,滴几点还心疼呀!”

  一句酒后的笑话,却使巩德胜脸色赤红,说:

  “这酒哪里会掺了水,咱是什么人,干那缺德的事?!”

  忙借故取烟来抽。韩玄子倒嘎地又笑了,说:

  “我怕是醉了。再喝一壶吧,这壶我掏钱。”

  巩德胜竟充起大方来,又唤枣核女人倒酒,说:

  “老哥,这个店说是我办的,也可以说是你办的,你来了我心里高兴!常言说:酒席好摆客难请。打个比方,那个小个子听说家里有汾酒,菜或许比我的丰盛,可七碟子八盘子摆三桌五桌,怕还请不到你呢。来,咱俩划几拳热闹热闹!”

  吆三喝五划过几拳一,韩玄子却拳拳皆赢,巩德胜眼睛都直起来了。枣核女人一直在旁观战,心里不是疼着老汉,只是可惜那酒,就喊后院的哑巴儿子进来替爹喝。那哑巴趔趔趄趄进来,歪眉斜眼立在一旁,夺了巩德胜手中的酒盅就喝,巩德胜一把推过,吼道:

  “滚!我哪儿就能醉了?我和你韩伯正喝到兴头,再喝十壶八壶也喝不醉。老哥,我现在能喝了这几两酒,也全是承蒙你提携。你看,就咱这点小利,这街坊四邻倒都眼红了,街那边姓刘的,人家也要办杂货店了,也要卖酒啦!那是一辈子不走正路的人,随着那小个子王才跑,这号人,能领到营业证?”

  韩玄子说:

  “这说不来,你能领,人家恐怕也能领。”

  “那就把咱这老实人整治了!”巩德胜说,“兄弟这店能不能办下去。还得你老哥照顾哩!”

  韩玄子喝得头有些沉,心里却极清楚,偏是口里不说:只要我去公社谈谈,他姓刘的就甭想领营业证了!而只是笑着。

  “我是那号人吗?要是看不上你,我也不会喝你的酒。我现在只给你说,正月十五,我给叶子‘送路’,谁我也不招呼,到时候你来吧。”

  巩德胜说:

  “我怎么能不去呢?你的女子就是我的女子嘛。东西备得怎么样了?”

  韩玄子说:

  “什么都好了,你给我留上十几瓶好酒,我今日先带五瓶。”

  钱从口袋掏出来,硬铮铮的,放在桌子上。巩德胜却放着大话说不急,韩玄子就又说:

  “不是向你兄弟夸口,一家四个人挣钱哩,你要少收一分,这酒我也就不提了。”

  这当儿,韩玄子的小女儿跑进店来,一见爹喝得眼睛红红的,就说:

  “你又是喝,喝,那马尿有什么可喝的!”

  韩玄子对儿女要求极严,唯独十分疼爱这小女儿;小女儿在任何场合说他,他也不怪,当下笑着说:

  “瞧我这小女子!家里有啥事吗?”

  小女儿说:

  “王才哥在家等你半天了。”

  杂货店里一切都安静了。巩德胜紧张地看着韩玄子的脸,以为他要发怒了。韩玄子没有言语,只是喝酒,喝得又急又猛,捏起了空盅子举起来.却轻轻放下了,说:

  “他找我,找我干啥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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